紀念「六四」25周年 與流亡藏人對話 (第381期201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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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文字整理 _ 徐沛

1989年北京發生中共享坦克屠殺和平示威的民眾時,我剛到德國留學半年,德國媒體的相關報導讓我怵目驚心,奮筆疾書,抗議暴行。「六四」3周年紀念日那天我特地呆在學生宿舍收聽廣播,可惜已經沒有任何相關報導,但我不會忘記六四。2013年我借德語小說「Der weite Weg des Madchens Hong」(中文譯名《紅樓琵琶行》) 發表之際,特別提請把對我的採訪安排在「六四」紀念日。於是,我得以借歐洲廣播電臺Funkhaus Europa紀念六四英烈,講述六四影響……。今年我會去德國東部參加麥森(Meisen)文學節,朗誦講述八九一代心路歷程的《紅樓琵琶行》,然後出席以天安門運動參與者曾錚為女主角的紀錄片《自由中國》在當地的首映座談。

兩個德國記者因「六四」25周年先後聯繫我,促使我查閱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我在過去的每個紀念日都在幹嘛。查到今年2月網上再次推出我2007年發表的〈「六四」18周年與袁紅冰筆談〉。以此為動力,我特意找到曾對我表示「我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同一個政權的受害者,同一個自由夢想的追逐者,同一個幸福安樂的嚮往者,唯一不同的是標籤,即『你是漢人,我是藏人』,卻流亡在外」的藏族同行安樂業。

徐:我拜讀過你的詩作〈丟失中的信念祭「六四」23周年〉,猜想六四也讓你念念不忘,那麼請告知你的六四經歷。我在「六四」19周年時曾發表〈我因六四而反共〉,一晃就是6年。

安:可以說我是六四的見證人,因為當時我在上大學,八九民運被鎮壓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搞整肅,大專院校為重點,每個星期都開會,所以,我就深深地記住了六四,也一直在關注六四。我聽說當年的某個學生領袖,在公開場合說,可以原諒鄧小平等中共領導鎮壓民眾的責任,其實,失敗者談論的「原諒」實屬「投降」,但是,「投降」歸個人所為,不可能代表集體,也無權代表集體,比如,達蘭薩拉無視西藏的局勢,提前向中共靠攏,公開把中共稱其為「中央政府」,又把中共憲法奉為歸宿,不過,藏人可不這麼認為,至今在不斷地向中共抗議,正在爭取「中共憲法」以外的自由,因此,引領者的慷慨不一定是集體的產物,而集體的行為不一定是引領者的心意,所以,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或許我已被時代淘汰。

徐:謝謝你也堅持對六四屠夫追究責任,請別介意投機者的媚共言論。對我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青春的消逝,父輩王若望的辭世……我更覺得要竭盡全力講述六四,留住記憶,為下一代提供真實的信息,促使他們像我們一樣看穿中共的邪惡本質。希望你能具體告知在中共的強行洗腦下,六四對你的影響及其意義。

安: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和平民眾被中共用坦克血腥鎮壓對我震撼很大。而中共為了把鎮壓合法化大搞沒完沒了的洗腦,讓人厭煩,想起那段時期,我就心生嫌惡,但是,仔細想來,那段經歷對我認識中共的本質幫助很大。

徐:對,曾錚對此也記憶猶新。她當時在北大讀研究生。我對她提起六四,她告知「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六四之後的人人過關。當時北大被定為重災區,那真是人人過關,每個人都要詳細寫匯報,你六四時幹了什麼,一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日子裡,你在幹什麼。還得對鎮壓表態,北大被整得很慘;加一年軍訓,博士加一年所謂教學任務,發配到邊遠地帶比別的大學多一年才能畢業。

與你們相比我真是幸運,因為我已經在德國,可以自由地抗議中共的暴行。中共濫用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系統強姦民意實在令人髮指,好在無法阻止你們獨立思考,辨別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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