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前提(上)
——從文化思想史談法學及大學西學教育
(第465期2016/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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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文 _ 仲維光

無標題文件

有大陸研究生來信問我幾個問題,其中關於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翻譯問題,我已經著文討論,此外關於治學問題如下:

「……關於學業,晚輩也有些困難,不知先生能否指點迷津。我現在面臨幾個問題:

1.您提到中國學術意識型態化的現象,我也認為這是個大問題,但總感覺有些問題理不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性批判,正規的學術研究或討論問題到底該怎樣具體的進行等等。所以我最近想認真地讀一讀奧威爾和阿隆的著作,也包括您對意識型態相關的研究文章。

2.我是法學專業的學生,而不是研究政治或文化的,雖然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專業領域。中國刑法是學習德國和日本的,所以我想讀讀德國學者的著述,尤其是刑法哲學相關的專著,但是中國的翻譯讓人很不滿意,讀起來很吃力。另外像刑法學之父費爾巴哈的哲學更是讀不出個脈絡。」

對於這兩個問題,儘管不完全是我的專業,但是以自身曾經歷過的探索經驗還是讓我可以勉為其難,提出一點可能對這位小友有益的想法。

淺談治學方法問題

1969年,由於文化大革命我高中畢業失學,為此我為自己確立了目標:要通過自學把共產黨問題,共產黨思想及馬列主義思想問題研究清楚。為了這個目的我經過了十幾年的方法的學習、積累準備後最後走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在對極權主義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對於意識型態問題的探究與把握在整個思想探索過程中幾乎可說是一條貫穿性的線索,而這促使我深入研究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礎及發展走向。走到這一步後,我想,作為一個東方人,對於東西方文化傳統的比較,最後讓我超越了當初六九年為自己設定的一生的目標;我從認為自己只能夠說清幾個問題,而到能夠為百年來的中文思想界,乃至西人思想界提出幾個有益的問題。而正是由於這一步,我想我的研究結果和經歷可以為更多的治西學的朋友提供一個背景,或者說一個在各學科中都存在的普遍的認識基礎問題。

我們今天談的思想問題、學術問題,無論哲學、法學、社會學還是政治學,其實都是西學。因為在談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使用的思想概念,方法,作為交流比較判斷標準的方法和準則,都是西方的。我說這一點無意貶低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正如今天我們參加的體育競賽交流,你踢的是足球,就要遵守足球的規則,這個足球比賽,這個規則都不是中國人建立的,你要進入它就必須按照它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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