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簡單問題上的迷霧 ——寫作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問題研究一文後記 (第489期201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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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文 _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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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我在讀書寫作的時候,常常發現很多問題本來是十分簡單的,而我們卻恰恰在這些簡單問題上出了差錯。很多時候,我們的認知困難是自己造成的。我們自己受了不良的教育,帶上了變色眼鏡,亦或我們自己為了現實需要只顧眼前,或自己蒙蔽自己,自欺欺人,或者囿於壓力而迴避問題。

這個認識使我看到,知識及思想領域的探究和寫作,居然和文學藝術領域一樣,返璞歸真對於一個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很多研究的結果事後都會發現,抹去迷霧、摘掉眼鏡,竟然是如此簡單的問題。寫作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問題研究一文,讓我再次深深地體會到了這點。

我在準備動筆寫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問題討論系列文之前,一直以為會比以前要容易,因為涉及的基本上只是史料及轉介,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必須掌握更多基本的概念和思想問題。但是沒有想到,系列文第一篇關於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介紹就寫得很吃力;這個「很吃力」說明寫作吃上了力,而吃上了力,也就是有所進取和進步的顯示。也就是說,我在寫作這部分的時候,思想和歷史的把握都有了很多新意和新的收穫。可完全寫完,竟發現,原來都是如此簡單的問題;我居然為此花了半生的時間。為此,感到這個寫作過程做一點記敘應該是很有必要。

知識分子的責任義務

首先是在寫二次大戰後的思想界狀況那節,加繆和薩特等左派在當時對於共產黨問題的認識具有非常根本和典型的意義。為此我特別又去尋找了一些資料,買了加繆的《不做犧牲者也不做劊子手》。這個歷史性的案例涉及的是百年來在知識界遇到的普遍的問題,當然包括被全球化、西化挾卷的中國。為此,加繆提出知識分子的四個責任義務:

1.認清並且揭露批判極權主義;
2.拒絕任何類型的謊言,坦率承認自己無知;
3.拒絕任何專橫及操控;
4.拒絕一切專制,包括所有那些專制為自己辯護的各類託辭,以及那些所謂為了善的目的的專制。

加繆談到的是非常「簡單地」就能夠辨別出做到與否的原則。

為此這四個責任、義務作為我們描述評斷四九年前後幾代知識分子的參照點,可以很清楚、明確地為我們提供了解知識分子與社會關係的圖像。

對於思想史和歷史研究來說,我們不僅是可以用這四個義務來評斷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而是可以通過這四個義務描述出各類知識分子的本來角色和位置,他們在歷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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